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国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绿色转型带来巨大发展机遇，我们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大国，落实和贯彻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总体布局的高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攻方向。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是推动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必由之路。现在，中国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工业大国，整体技术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但大而不强仍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事实。近年来，虽然我国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呈明显下降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数值还是偏高，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仍是普遍存在的突出矛盾。要想突破中国制造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就必须依靠全新的模式和机制，而绿色发展正是对实体部门技术创新、资源利用、要素配置、生产方式、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的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绿色变革，必将有效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改善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和质量，为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工业部门作为国际竞争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领域，率先实现绿色发展，不仅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为其他领域转型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绿色发展是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从其他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以及国内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的经验来看，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是很难逾越的，我们也的确走出了这样的发展轨迹。但是中国的重化工业的推进方式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外延式和压缩式的特点。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快速扩张，整个产业体系快速成长和完善，另一方面重化工业所造成的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在迅速积累和放大。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国内资源条件来看，结构调整都不可能在传统的技术和机制下实现，只有走数字化、绿色化的道路，才能彻底摒弃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可以肯定的是，绿色发展有助于产业间的融合，特别是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从而带动绿色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加快整体的产业转型升级。

绿色发展是应对全球低碳竞争的重要举措。随着要素跨国界流动和全球配置，能源、资源、环境问题成为更加国际化的问题。低碳经济逐步进入各国产业领域，引发的实质性竞争成为未来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纷纷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鼓励本国企业探索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的新方向，发掘绿色经济的新增长点。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虽然人均排放水平仍然低于发达国家，但是排放总量却增长得非常快。所以，在全球低碳竞争的大背景下，减排的全球行动和国家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压中国工业，特别是传统高耗能工业的发展空间。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排放总量的扩大，国际上对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方面提出了更多期待，“双碳”目标也成为我们的大国担当和时代使命。由于工业节能减排的相对潜力较大，技术和市场的条件相对较好，能够产生比较明显的示范、带动效果，所以加快绿色发展不仅有利于掌握减排和结构调整的主动权，而且有利于协调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保障能源和资源安全的有力手段。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提速，中国能源和矿产的需求在快速上升，并且表现为非常强韧的刚性需求，石油、煤炭、铁矿石、铝土、铜矿等大宗矿产和能源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另外，由于中国出口大量的制成品，而且这些制成品是以中低端的产品为主，所以导致了在出口规模扩张的同时，我们也产生了大量的生态逆差。因此在严峻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供求形势下，中国必须加快绿色转型，通过新能源开发和绿色技术的推广，推动能源多样化发展，构建更加稳定、清洁的能源矿产供给体系，从而以较低的单位产出和资源消耗水平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有力维护国家资源和能源安全。

绿色发展的机制创新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重大问题。当前要围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等，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中国各地方之间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不能做统一要求。所以，地方政府、企业界、学术界，都有很大创新空间，但我们也要正视创新带来的压力。

从实体部门的绿色发展进程来看，在强制性节能减排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政策法规在不断完善，绿色发展的理念也在逐步确立。2020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成就，主要污染物的治理取得了重大成效。碳交易市场和交易机制在建立完善之中，各地污染治理投资也在稳步提高，但是东中西部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还存在很大差距。

从能源角度来看，矿产能源消费规模快速增长的势头有所放缓，为2030年实现碳达峰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能源转型已经开始发力，电力行业也朝着既定的目标在加快转型，相对而言，新能源发展的势头非常猛，有一些甚至超出了预期。另外，绿色制造体系也在逐步完善。

绿色发展面对的挑战

在具体实施“双控”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和障碍。发展阶段放缓之后，绿色发展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压力逐步凸显。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局面未得到根本扭转，新能源开发也出现了阶段性的过剩，比如弃风弃光现象。一些传统行业，在经过几轮强制性减排后，后续减排空间有所缩小，难度有所增加，后续减排压力会比较大。

建筑行业，节能减排的空间和难度并存。全球商业建筑已经使用和消耗了地球全部用电的35%，而且这个趋势未来还会继续上升。世界银行预计，到2030年前，若要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70%的潜力在建筑节能减排方面。2016年，全球碳排放量的20%左右来自中国，这当中有40%以上的碳排放量来自国内房地产行业，相当于世界上8%的碳排放量来自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和建筑行业。

各部门、各地区发展阶段和能力建设都存在较大差异。怎样基于“双碳”目标来构建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机制创新，是问题的关键。

当前绿色发展存在主要瓶颈。一是结构性的矛盾很突出，产能过剩制约实体部门的绿色发展；二是技术层面上还没有形成群体性的绿色技术的突破。绿色装备和再制造的市场空间也仍然有待进一步拓展，资金的瓶颈和成本的压力还在阻碍企业的自主转型，绿色低碳项目的预期收益不够明朗，绿色的标准体系不健全，绿色的消费氛围还不足，正向激励的政策手段还不到位。

风物长宜放眼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将继续通过各种创新努力和尝试，改革与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形成“中国方案”，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